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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记录国之兴衰的典籍
2015-11-04 15:01:29   来源:   评论:0 点击:

古书画作为记录国之兴衰的典籍,加之石渠书画在历代皇家收藏中的地位及其本身具有的重要艺术史地位,决定了此次北京故宫建院周年大庆倾力...
        古书画作为记录国之兴衰的典籍,加之“石渠”书画在历代皇家收藏中的地位及其本身具有的重要艺术史地位,决定了此次北京故宫建院周年大庆倾力展出这批作品,必然成为轰动社会的盛事。
 
  除了《清明上河图》,此次“石渠”特展的二百余件名作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书法——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即神龙本《兰亭》。相传王羲之真本被唐太宗带入了昭陵,神龙本历来被视作是《兰亭》最佳的唐代摹本,出版物上鼎鼎大名的《兰亭序》其实也正是这卷神龙本。乾隆“三希堂”法帖(“三希”者,一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一为王献之《中秋帖》,此二帖都被疑为摹本)之一的《伯远帖》,亦此次展览中的无价之宝,是比较公认的晋人真笔。而如前述隋人《出师颂》及宋徽宗、米芾、赵孟頫、鲜于枢等历代大家的法书,尽皆为学人顶礼膜拜的珍品……
 
  至于绘画,则有宋摹《顾恺之<列女图>》《洛神赋》,忠实地记录了晋代高古人物画的格调风韵;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乃是山水画草创时代水墨与丹青并举的古老遗踪;《五牛图》传为唐代名相韩滉的杰作,此画仅明代项圣谟与近代吴湖帆的两件摹本,在近三年的两次拍卖中分别创造了近二千万元的天价。传五代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是其付子居宝学画的范本,从中可见出五代花鸟画已然达到的高度。宋徽宗《听琴图》《雪江归棹图》,皆这位传奇的不及格皇帝的署名之作,《听琴》应为代笔,《雪江》则历来被认为是亲笔,从中可以想见这位热爱绘画甚于江山的伟大艺术家当年的绝代风华。其他画如周文矩《文会图》、张先《十咏图》、赵孟頫《人骑图》、赵雍《挟弹游骑》、倪瓒《幽涧寒松》等等,无不为中国画史上百代标程的里程碑式杰作……
 
  虽然“石渠”收藏地位显赫无比,但亦不无瑕疵。这主要是因乾隆帝好大喜功,非但“石渠”书画中杂入过一定数量的赝品(清代大收藏家高士奇就蒙他吃药),并且如著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还曾因其个人好尚而被搞混真伪,闹出笑话。再者便是这位“十全老人”好品题,多钤印,令传世珍品被指有佛头着粪之嫌,因曾为民国时知识界诟病,尖刻者甚至有将“石渠”品牌斥作“帝王崇拜”者。这虽不无道理,但若细审其中原因,除却王权权威,不难发现很多作品前代已然误认,更兼资料匮乏,不比如今科技发达、信息通畅,易于比对(如敦煌壁画的发现),才是导致上述误判更为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书画史上的一些基本风格,早在董其昌时代已然混淆(董氏水平虽高,但鉴定风格相比乾隆更为随心所欲,凭空臆断者甚多)。况且虽有缺陷,但这却与“石渠”书画在历代收藏家中深入人心的神圣性,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在笔者看来,这正有如今天国外的某些人士,从政治观念出发将鉴定亦视作服务贵族的“等级主义”行为,是一对长期存在而无法消除的矛盾。
 
  因末代皇帝溥仪居宫中窃运文物、珍宝,引起各界愤慨,蔡元培等呼吁政府干涉并学习西方建立博物馆制度,将宫中文物公开展示。当时供职于内务部的江南画家金城即向部长朱启钤提出成立古物陈列所的建议。经北洋政府批准,金城被任命监修工程,仿照欧洲博物馆制定了陈列规划。1914年1月,中国第一个国家博物馆的雏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成立,在紫禁城武英殿与文华殿展出了清廷原先置于热河(承德)与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中的大批文物。九十年前的1925年10月10日,在古物陈列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再次展出了秘藏千年的奇珍名画,引起巨大轰动。大批观众纷至沓来,拥挤至不能转侧。百年前之公开展示这些艺术珍品,迅速在书画创作与鉴定领域引发了重大变革。
 
  乾隆帝开始编纂《石渠宝笈》时,内府规模空前的搜求令民间收藏臻于前所未有的匮乏境地。珍宝一旦入宫再难见天日。惟其如此,宗法宋元的清初四王特别是画通南北两宗的“画圣”王石谷,成了全社会画家学习的楷模。这无非是因古画无从得见,学人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中国画古老深厚的传统。然而,这却导致了“家家大痴,人人一峰”的学元画、实际是学画四王的“格式化”局面,并持续近三百年。审美长期的单一化与固定化,终引发了清中后期直至近代声势浩大的反“四王”艺术革命。
 
  封建制度的终结,上古名画的重现人间,现代博物馆及出版展览事业的兴起,终于全面引爆了近代书画界的这场变革。其始作俑者,正是率先得见“石渠”名作的金城,他非但自己力学,更提出了以唐五代两宋画风力矫明清文人画流弊的画学主张。在雅好书画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支持下,金城在北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画学研究会,聚集起周肇祥、陈师曾、于非厂、胡佩衡、吴镜汀(启功的业师)、秦仲文、陈少梅、惠孝同(此公富古画收藏)等一大批以古开新的名家,北京画坛局面为之一新。而随着“石渠”名画的面世与影响,至1930年代,南方以张大千、吴湖帆,包括稍晚一些的谢稚柳、陆俨少等为代表,亦开启了师古开新的艺术新潮。
 
  “石渠”书画的重见天日,非但引发了创作的革新局面,更极大地推动了古书画鉴定的发展。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启功、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等这些新中国博物馆系统的泰斗级人物,得益清廷崩溃的机缘饱览“石渠”故物,在综合各类资料的基础上,与张葱玉、韩慎先、溥儒、张大千、吴湖帆等前赴后继,通过广泛而科学的比对研究,厘清了上古画史嬗递的诸多关健问题,取得了“后‘石渠’”时代古书画鉴定的一次重大飞跃,奠定了如今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格局及观念与方法。“石渠”收藏的一些缺陷,包括乾隆以前的误判,其实也正是通过这些站在“石渠”肩上的大家的努力,逐渐得以矫正。
 
  这里再从另一角度介绍一下“石渠”的收藏趣味及其对艺术史的影响。
 
  清人入关承汉制,本着师汉制汉的目的,尊崇的仍是元明正统的朱学。在书法上,康熙雅好董其昌,乾隆专师赵孟頫,绘画推崇在明末逐渐确立的文人正统派绘画风格(即董其昌-四王画派)。这种虔诚的态度,固然对明末正统派画风起到了极大的推广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自明以来在士林中蔚然成风、个性解放的王阳明学的郁勃生机。
 
  清宫收藏的审美观,在承正统派之外还促成了清代宫廷绘画的两大特色:其一是其崇尚的江南文人画趣味与追求富丽堂皇的宫廷趣味合而为一;其二是乾隆时来华的名家郞士宁所挟的西洋画风,在与前述江南文人山水与皇家趣味相结合的宫廷画风再度杂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风。这两类画风,乃是“石渠”收藏“当代艺术”(即国朝书画)的主流。
 
  稍加留心不难发现,“石渠”收藏的国朝画还存在一大空白。这一空白并非刻意而为,而正是崇尚正统的艺术观造就的副产物。
 
  如前所述,明代崇尚个性解放、声势浩大的王学反映到书画创作领域,乃是由明末石涛、八大,或谓“四僧”包括新安派开启的扬州八怪写意画潮流,史称“野逸派”。
 
  明眼人不难发现,这类画家的作品,在“石渠”收藏序列里是少得可怜甚至根本没有的。这并非乾隆帝的有意压制,而是因为那些江湖而非宫廷的“当代”画家,对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而言,其实是不甚了解或者说是不屑了解的。他们非但名气不那么大,而且大多是个性古怪的歪瓜裂枣,有地方小吏,甚至还有从事过“颠覆国家”的反清活动,因而虽有地方商贾供养,但其名声完全不是从四王到钱维城、黄尊古、张宗苍等这些名门正派所能比拟。
 
  然而,这股蛰伏民间二百余年的文艺力量,在与清宫所推崇的正统派审美拉开距离的同时,裹挟着清代考据学与碑学运动的成就,在封建王权逐渐瓦解的过程中,逐渐掀起了艺术变革的波澜。从与乾隆同时代的金冬心、郑板桥,到清末吴让之、赵之谦,再到民国时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乃至张大千、傅抱石等,终于在近代画坛开启了在近代艺术史反动于四王正统派的另一股巨大洪流。在成为近代画史最为重要的流派的同时,上述画家发展完善了自唐至明一直暗流涌动的中国画大写意风格。并且这股潮流,在清代四王的“当代”画风独霸画坛三百年之后,在近代对封建意识的批判乃至除旧布新的过程中空前壮大,甚至于上一世纪末曾被艺评界解读为传统中国画几乎惟一的代表或者说是精华,余波至今不绝。这不得不说是拜盛清蔚为大观的“石渠”正统审美风靡所赐,引发或者说是反激出的另一大艺术史变迁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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